优衣库大中华区CMO吴品慧:发挥进博会溢出效应 扩大中国市场合作******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1月7日电题:优衣库大中华区CMO吴品慧:发挥进博会溢出效应 扩大中国市场合作
中新财经 左宇坤 石睿
“进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机遇,优衣库对中国很有信心,将持续投资。下一步除了以稳健的速度去开拓下沉市场,也将积极拥抱数字化,发挥进博会的溢出效应,扩大中国市场。”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期间,迅销集团全球执行董事、优衣库大中华区首席市场官(CMO)吴品慧接受中新财经记者专访时如是表示。
今年是优衣库连续参加进博会的第三年。吴品慧表示,从进博会的早期参与者,到忠实的拥护者,优衣库连年参展体现出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也希望通过这一国家级平台不断寻找未来发展的机遇。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1、我们关注到,优衣库已经连续三年参展进博会,今年在进博会打造了千平米公园式展区,请您介绍一下,进博会给优衣库带来了哪些机会?
吴品慧:我们一如既往地珍惜并且想利用好进博会这个平台。进博会强调创新、开放,这也非常契合我们“LifeWear服适人生”的品牌理念。我们希望通过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面料与服饰设计,更好地展现商品的科技、时尚、品质、可持续。
今年的进博会上,响应“新时代,共享未来”的主题,我们通过1000㎡的“LifePark明日乐境”沉浸式公园空间,打造科技·时尚·品质·可持续四大展区,360度沉浸式展示十大系列产品,为应对不断变化的自然及全球社会经济、节能减碳所需,赋能创造美好世界的新未来。同时,优衣库实体直播间首次入驻进博会现场,融合线上线下,希望把进博会展示的商品和体验更好分享给全国消费者。
这三年,从各种巨型商品的展示,到针对中国顾客首发的商品,优衣库的许多新品都是在进博会首次亮相,然后在全国推广。受进博会平台的启发和溢出效应影响,我们能够更好地把科技融入展品、展品变成商品、商品变成爆品,继而针对中国的需求设计出更多元的创新产品,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进博会带来的机会远远不只是当下,更多的是在未来。我们可以针对中国市场提供更多好的意见和洞察,也能联动更多的全球品牌,多方共创、实现共赢。
2、在中国深耕30余年之后,中国成为优衣库全球第二大市场,优衣库在中国经营有哪些成功之道?
吴品慧:优衣库深耕中国三十年,作为中国纺织行业合作规模最大的跨国企业之一,不只是创造了产业链约百万个就业机会,也在助力“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造”不断升级,走向世界。
这三十年里,优衣库前十年是在携手本地供应商,打造供应链;后二十年我们开始进入零售,去做品牌、商品跟门店。这二十年里,优衣库长期稳扎稳打,至今已在全国范围内开设有接近900家门店,遍布200多个城市,且坚持所有门店都是直营店。同时,除了在一二线城市开店,我们也在下沉到三四线城市。
优衣库一直很稳健地布局中国市场发展。这其实也源自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对中国市场的情感,他经常会和中国的供应商交谈,询问他们的一些建议和反馈,思想也跟着中国市场一起进化成长。
3、如何看待优衣库在中国市场的前景?未来优衣库在中国的投资布局有什么规划?
吴品慧:接下来,在实体的零售投资方面,优衣库将继续加码中国市场,保持每年80家到100家的速度开店。但更重要的是,跟随着中国近几年数字化发展,优衣库也在积极拓展这样的平台。
从最早在互联网上开设第一家官方网络旗舰店,到这几年和社交平台、直播平台非常多的共创,优衣库和优质消费者们,通过服饰开创了新的生活方式和讯息沟通渠道。优衣库也借助中国数字化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探索共赢模式,也把直播等中国的优秀经验引到全世界。
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一项重要议题。作为致力于全民化的服装品牌,优衣库希望通过商品创新更好地推进可持续发展。
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些人会对空调过度依赖,这会造成过度的碳污染以及资源的耗损。优衣库希望通过快干、透气、吸汗的科技面料,让身体和自然更好地共存,通过减少对空调的依赖,减少对资源的消耗。
这是我们倡导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绿色的生活方式不一定是必须要买一件绿色商品,而是可以通过科技设计的运用去爱地球。优衣库也希望做到配合消费者生活,以及跟进市场与政策,去更好地进化。
不管是过去的二、三十年还是未来,我们对中国很有信心,也会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希望通过品牌和商品的引领美好生活方式,与中国市场和消费者共同打造一个共生共赢、共创共续的美好未来。(完)
走向世俗与儒雅——汉唐间孔子形象的演变****** 作者:丁红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副研究员)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思潮。随着儒学的沉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的象征,孔子形象的变迁附着了更多的政治、社会内涵,特别在汉唐时期。 一 汉时谶纬神化下的孔子形象 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三月,鲁国相史晨向尚书省奏请祭祀孔庙。文中,史晨一再强调孔子是“乾坤所挺,西狩获麟,玄丘制命,……为汉制作”“汁光之精,大帝所挺,……承敝遭衰,黑不代仓……获麟趣作,端门见征,血书著纪”(《隶释》卷一《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因是上奏尚书省,自是要谨重万分。显然,对孔子形象的描述,其杂用了当日弥漫一时的较多的谶纬观念,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基调和底色:其母颜征在“野合”,诞育了孔子,一如刘媪息止大泽,“梦与神遇”而产下汉高祖般,是应世感生,也即声称的“乾坤所挺”。“玄丘”,指孔子被称为“玄圣素王”。“有德无位”是孔子一生真实的写照,为此尊奉为“素王”;素王为汉制作宪法。孔子为黑帝水精,即水德,是尚法的象征。秦始皇定秦为水德,就是取其“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更何况,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司寇,本就掌管、熟习律法。所以孔子被派来人世,制定宪法,阐释天命,以推行教化,即水胜火(汉,火德,尚赤)也。对此,孔子本人也有明确的自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亦有担当大道的自信。 这种比附下,各种《论语摘辅像谶》《论语素王受命谶》等踊跃出现,进而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潮。这中间的一个关键,就是时人对远在700多年前孔子形象的描述,典型的就是《春秋演孔图》所描绘的“大九围,坐如蹲龙”,“首丘”“龟脊虎掌”等;“龟脊”,即凸起,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驼背。 与此尊崇孔子(时封褒成侯)及儒学在西汉元、成间的上升相联系的,是西汉中晚期以来,可能存有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画像以表彰、推尊的传统,如“光和元年(178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同时,与西汉中期的海昏侯汉墓孔子衣镜相比,也一改画风,集中以“孔子见老子”、表彰好学的儒者之风的面貌出现,也沉淀成了一种稳定的构图式样:头戴小冠、长须、束带、长衣的孔子毕恭毕敬地站立右边,面向左边的老子请教,身着长袍的老子则拄一弯曲的拐杖躬身而立,中间是一童子,即孔子的老师项橐。孔子身后,是陪侍的弟子,即其足以自豪的颜渊、子路、子贡等五人。 《春秋演孔图》的描述不免空泛,今能有幸一睹汉时的孔子画像。这类画像,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留存物较多的是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今所见最早的这类画像石是山东微山县出土,约在元帝时期(前49—前33年)。集中出现在东汉中后期,即数量较多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至少30块以上),又以曲阜附近地域出土为多。虽然孔子的面貌因石材的漫漶等不甚清晰,但其俯身前倾以示敬重,其背略驼,却是一望即知。这正吻合这一时期谶纬思潮的想象。二、墓室壁画中屡见不鲜。典型的是西汉晚期的洛阳烧沟61号墓、新莽时的陕西靖边渠树壕汉墓、东汉晚期的和林格尔汉墓中所绘制的孔子形象;但其帽饰(小冠、幞头、平冠)、身形(瘦削、粗壮)等都有明显差别。 这说明孔子形象的绘制基本稳定,但细节上有不同——还处在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不过,附着在孔子形象上的不无牵强、粗鄙、浅陋的谶纬比附,所谓的“异相”,在曹魏就已开始的严禁谶纬下,急遽地走上了衰落之路而渐趋被剥离;隋时,谶纬已完全衰歇、败落了。 二 南朝:孔子人间形象的转变与彰显 荡去了谶纬附着上的种种神异与光彩,东晋、南朝,因儒学地位受到玄学、佛教等强烈的冲击,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孔子原始的本真形貌。 早在东汉末年的中平三年(184年),党锢解禁后,晚年的郑玄在注释《论语》时,已特别注意解说孔子言行的背景,即剥离了各种《论语》谶的比附、神化,展示出了一位切实、活泼生动、言语蔼如的长者形象,一个更趋坦诚、真实的孔子形象。如郑玄对《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注释,就只是强调孔子“习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而带来的对未来的一丝隐忧和恐惧。这更符合孔子的生活实际,也把孔子从云间拉到地上,一变昔日扑朔迷离的神化色泽,是一位蔼如的智者。这一倾向,东晋时被另一名士范宁——范晔的祖父所继承。范宁力图抬升儒家的地位,竭力恢复一度被何晏、王弼等玄解所遮蔽的一些真实景象,表现了朴实解经的风貌。 这样,明显有过多神化、特异的孔子形象自然如无源之水,枯竭了。 与儒学的衰退相一致的,是这一时期的墓葬,也一改两汉时期墓葬墙壁多绘制圣贤忠臣、勇士、烈女贤妻等形象,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不见了踪迹。在南方,着意凸显了荣启期与竹林七贤(特别是南朝的帝王陵,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墓、丹阳胡桥南朝大墓等壁画)等名士;北方则多为隐士、孝子形象(如《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北魏正光五年(524年)下葬的元谧石棺等)。 不过,在一些时人的绘画中,仍不时见到孔子的形象,如《历代名画记》卷五至七有戴逵《孔子十弟子图》,陆探微《孔子像》《十弟子像》《孔颜图》,宗炳《孔子弟子像》,张僧繇画“仲尼十哲”等,但明显少了许多。在今孔庙圣迹殿,或传为顾恺之绘的孔子像,接续东汉时墓葬壁画的传统,头戴平冠、褒衣博带、“秀骨清相”的孔子成了心中较真实、最理想的孔子形象。 这是孔子形象转变的一个关键。 三 隋唐时祭孔制度的完善与孔子形象的基本定型 在初唐、盛唐,就已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往昔的尊崇情形。两汉时,“先圣”成了周公的专称,孔子只好屈居第二,成为传达周公意旨的“先师”。据《新唐书》卷一五《礼乐志五》、《唐会要》卷三五“褒崇先圣”条,这一时期尊崇、祭祀孔子的重要举措有:贞观二年(628年),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贞观四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神龙元年(705年),以邹、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以奉岁祀,子孙世袭褒圣侯。开元五年(717年),颁布诏令《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考试前先拜谒先师孔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更进一步抬升,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并褒赠“十哲”,东西列侍(《旧唐书》卷二四《仪礼志四》)。制度日趋完善,规格、地位日渐上升、稳定。重要的是,在浓烈的尊崇氛围下,更沿袭、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即借助科举的力量,《论语》成了一门必考科目,促使了整个社会的研学。 既然各地州县需建孔庙,孔子形象的绘制与规范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如檀州刺史韦机,显庆(656—661年)中“创立孔子庙”时,就“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皆为之赞述”。 与此相应,是一流画家阎立本、吴道子等对孔子形象的绘制与定型。 今仍能一睹、颇负盛名的是传为阎立本所作的《孔子弟子像》长卷,绢本设色(今藏故宫博物院)。阎立本(601—673年),曾奉诏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秦府十八学士图》《历代帝王图卷》,卒前曾任中书令,当日地位极为尊崇。阎氏生活的时代,正是各州县诏令营建孔庙的突飞猛进时期,适逢其会,恰能作为规制,颁示天下。其所画,正是一位头着儒冠、长髯及颔、目光深邃、睿智,一袭长衣的儒者形象;侧面;左手略微举起,一副正在讲解、授业的模样。唐时“孔庙”“先师”身份的界定,也自会孕育出这类形象。 而今曲阜孔府所藏高大威猛、目光略微向上,为汉制作律法的《司寇像》,一般认为是吴道子或以其粉本为基础的作品。但其“口露齿”“眼露白”“重耳”等不免丑陋的异相,这汉时谶纬的遗绪,与唐人主流认知、传达智慧与理政观念的“先师”形象截然异趣。反倒是“圣迹殿”中陈列的刻石、传为吴道子所绘的“先师孔子行教像”,长髯飘飘,一副儒雅、蔼如的形象,倒很契合唐人的界定和心理期待。 阎、吴之后,可能因其盛名,或因诏令作画、版式一统等缘故,唐人无力超越反而渐趋不再绘作,衰歇了——但也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格式,即一种粉本与经典,在世间流传。同时,又以绘刻、塑像的形式,展现了孔子形象在社会上的全面拓展。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