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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部门全力以赴，确保研考平稳顺利 | 2023研考进行时******

　　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日开考。教育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采取系列针对性举措，全力确保研考平稳顺利实施。各地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组考工作，努力实现如期考试、应考尽考、平安研考。和小微一起来看——

　　临近考试，教育部指导各省（区、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进一步优化考生服务，完善研考信息发布机制，开通咨询电话和邮箱，及时解答考生关切的问题。

　　同时，为帮助部分考生解决赴考的实际困难，对于仍滞留在报考点所在地以外省份且返回报考点确有困难的考生，教育部部署做好有关考生借考工作。

　　面对疫情新阶段，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按照“二十条”和“新十条”要求，科学制定防控方案，部署高效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考试组织工作，按照“一类一策”组考模式，分类设置考场考点，调动多方资源力量，提高核酸检测、考点考场资源和监考工作队伍等保障力度。

　　考前，教育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公安部、国家疾控局召开2023年研考工作调度会，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执行力，落实安全稳定责任；加强服务保障，关心关爱广大考生和考务工作人员，全力确保研考平稳顺利实施。

　　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尽全力保障组考工作↓↓↓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专项部署研考事宜，要求加强服务保障，优化考生服务，及时告知考生组考防疫安排，积极为特殊困难考生参加考试提供便利条件等。

　　考场设置按照“一类一策”的组考模式，分类设置普通考场、隔离考场和应急考场，各类考场不交叉使用。每场考试前后，各考点将对考场进行消毒和通风，对卫生间、楼梯间等公共区域以及门把手等接触频繁的部位进行清洁和消毒，为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提供健康安全的考试环境。

　　浙江

　　为保障每位考生的考试权益，浙江省通过大数据摸排考生健康状况，分类安排考场。同时，为解决滞留考生的赴考困难，先后开展两轮跨省借考工作，为7400余名借考考生，集中转运近8000份自命题试卷，涉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目前试卷已在考前按保密流程调配到位。

　　教育、卫健、疾控、公安、市场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已于考前通过跨部门联动开展考试环境治理，充实考点医护力量，并将在考试期间联合值班，共同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安徽

　　2023年安徽省研考共报名考生23.2万余人，报名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全省共有30个报考点，共设294个考点，8095个考场，备用考点43个，备用隔离考场818个，选聘考务人员3万余名。考前已根据防疫组考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调整增设备用考场，增配考务人员。

　　安徽省教育厅统一组织考生凭准考证免费进行一次单人单管核酸检测，并及时提供结果给各地、各校，结合考生健康状况摸排情况，根据需要提前按核酸检测结果分类设置考场。同时，发挥报考点高校作用，加强考生心理疏导，缓解考生焦虑，并在疫情防控等方面为考生提供必要帮助。

　　福建

　　福建省就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安全工作作出部署，要求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方案，做足考前防疫准备，强化人员管理，精准分类施策，稳妥处置考试过程突发情况，确保不因疫情影响考生考试，确保所有考生平安顺利参加考试。

　　考前，福建省各报考点为广大考生开辟核酸采样检测绿色通道。考生可根据个人需要，凭本人《准考证》到指定的检测点完成一次“单人单管”核酸检测。高校报考点的核酸采样检测工作由各高校统一组织实施。

　　四川

　　今年四川省考试报名确认人数25.8万人，同比增长1.53%。日前，四川省召开2023年研招考试组考防疫及考试安全工作调度会，部署开展“六大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冒名顶替和考试舞弊等严重违规违法行为。

　　此外，成都市为切实做好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考生服务工作，青年人才驿站在硕士研究生考试期间向广大考生特别是异地借考学生提供免费住宿服务。

　　还有这些《致2023年研考生的一封信》↓↓↓

　　黑龙江、江苏、江西、山东、河南……临近研考，各省市陆续发布考前准备工作提示和初试防疫温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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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 据内蒙古教育发布、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江苏教育发布、浙江考试、安徽省教育厅官微、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福建教育微言、江西省教育厅、山东教育发布、河南省教育厅、四川教育发布微信，四川发布微博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